红色全椒|荆左精英，椒陵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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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枫烈士，原名王传鼎，湖北沙市人，一九一八年生，少时就读于沙市晴川中学，后因家境贫困辍学。他在沙市曾参加“读书会”、“文学社”和“新生剧团”等青年进步组织，于“七七”事变后，积极从事抗日救国活动。他参加“新生剧团”在沙市一带演出“汉奸的子孙”等话剧，使抗日救国运动在沙市得以迅速开展。王枫同志于一九三六年参加革命，同年由陈钟万（即郑重）同志介绍入党。一九三八年一月，党调王枫参加长江局与湖北省委合办的黄安（今红安）七里坪第二期青训班学习。他在去汉口的轮船上，以卓越的宣传能力，很快结识了川军中的许多有“两杆枪（其中有一杆烟枪）”的坏名声，但这些川军中的青年经王枫同志教育启发后，背后向王枫同志诉说他们的苦衷，决心抗战到底，为川军争气。

在七里坪青训班期间，王枫同志不仅政治敏锐，思想活跃，而且对同志热忱，表现了高度的集体主义精神。他和黎竞平、王晓明在一个党小组，事物总是抢着干，完成又快又好。对待工作极端负责，根据组织分工，他深入调查研究，掌握情况，及时解决了王子钧、林檎、洪桐等一批同志的入党问题。同时他的革命警惕性也是很高的。在七里坪青训班，曾发现两个流亡学生赵某和文某行动鬼祟，大家怀疑他们是国民党派来的。王枫同志很快了解到他们的底细，团结广大进步党员，粉碎了他们企图夺取“青救”领导权的阴谋。十里坪青训班结束后，组织上调王枫同志至郑家湾（祠堂）党训班进一步学习。五月结业，经湖北省委通过关系，将王枫安插到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建设厅合作社指导处工作，以合作社指导员的身份为掩护，在黄冈一带做党的地下工作。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武汉紧急。党派王枫以湖北省建设厅合作社指导员的名义，到英山县秘密作开辟、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工作。英山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豫鄂皖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后因国民党围剿，我主力撤走后，党组织停止了活动。王枫同志到达英山后，首先找到了仅存的老党员姜克东、傅新棠、林岩、徐利峰等同志，建立了英山党支部，恢复了党的组织。不久，武汉长江局派郑重同志以国民党四十八军派来搞工作团的合法身份秘密成立了中共英山县工委，郑重为书记，王枫任组织部长。一九三九年二月，党派魏文伯同志到英山成立鄂豫皖边去英山县委，魏文伯任书记，王枫任组织部长，郑重为军事部长，郑公开身份是英山县国民自卫队政治部主任，杨必声（中共党员，后改名杨德华）为英山县县长。

一九三九年五月，为了加强领导，成立了中共英山中心县委，领导英山、岳西、太湖、罗田等县委组织。魏文伯任中心县委书记，王枫任组织委员，郑重任军事委员，林冬伯（即林檎）任宣传委员，李静一任民运委员。在恢复、组建英山党组织工作中，王枫同志作出了重要贡献。王枫同志为了发展党组织，培养党的干部，在英山积极开办农民讲习所和党训班，并兼任党训班的支部书记。他经常亲自去上课，主要内容是讲形势和任务、统一战线，以及发展武装和政权建设等问题，对新党员的思想建设起来很大作用。在他的领导下，很快地建立了三个区委和所属支部，同时他还帮助杨必声县长成了救国会、农抗、青抗、妇抗、儿童团、妇女识字班、自卫军（民兵）等群众组织。他亲自深入英山模范中学发动师生参加抗日宣传工作，并成立以中学生为主的英山县学生军，共五六百人，从而掀起了英山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王枫同志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蒋介石派反共反人民的新桂系李品仙统治了安徽。国民党反动派大喊“英山赤化了”，极端仇视英山，仇视英山人民，集中兵力，准备进攻英山，气氛十分紧张。这时，魏文伯同志已经离开英山，国民党安徽省政府首先把杨必声县长调出，派来了一个反动的潘县长。县委和王枫同志发动群众有几万人参加的声势浩大的欢送大会，喊口号、放爆竹，以示抗议。当反共高潮将临近英山时，我边去党委为了保护革命力量，顾全大局，一致抗日，命令王枫同志负责组织撤退。王枫同志秘密做好思想动员和组织工作，带领英山三百多党员和干部，全部安全撤离英山，到达边区，另行分配工作，圆满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任务。

一九三九年秋，王枫同志被派往舒城任动员委员会干事。不久，他被分配到无为城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部派王枫任江北游击纵队教导队教导员。十一月，任中共无为县青委书记，同时成立无为青抗。青抗在抗日救国旗帜下，团结无为广大青年，开展宣传工作。在青抗成立大会上，无为县国民党书记莫某某讲话时，大肆鼓吹所谓“四个一”，即“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政府、一个主义”。在王枫同志领导下，青抗写了一篇《论一》的文章，阐述了我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正确立场，有力地驳斥了他们的谬论。不到两个月，无为各区成立了区青抗。在王枫领导下，全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宣传热潮。

一九四零年五月，王枫同志被调到淮南路西，曾担任过中共滁县县委组织部长。1941年5月，王枫同志调全椒任县委书记兼县总队政委。当时，县委驻地周家岗，为皖东津浦路西抗日反顽的前沿阵地，处于日伪顽三面包围之中，斗争异常艰苦。王枫深深懂得：周家岗是藕塘的屏障，坚守住周家岗这一前哨阵地，就是保卫以藕塘为中心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因此，他不畏艰险，带领干部战士，既对付日军的“扫荡”，又防止国民党顽固派的突然袭击。他白天翻山越岭查敌情，剿土匪；夜晚和战士们一起滚稻草，睡地铺。为了革命事业，王枫长期过着艰苦的生活，从不考虑个人的一切。那时他已结婚，但因工作需要而长期分居。每当同志们提起他个人生活时，他总是回答说：“不打走鬼子，哪来的家啊！”

一九四一年年夏，根据情报，国民党顽固派将向我路西根据地进犯。上级指示全椒县委要做好思想准备，如顽军力量强大，可分别退守石沛、孤山两地坚持游击斗争。王枫同志亲自到孤山查看地形，作好人员、组织和军事力量的安排，为后来我党坚持孤山斗争打下了一定的基础。10月，国民党驻古河第五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专员李本一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率领广西一七一师一部和保安第六、八两个团及土顽两支队向我路西根据地大举进攻，分三路向复兴集、周家岗、枣岭集袭来。周家岗失守后，王枫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派县委组织部长汪洋和黄生、孙一新、李希群等同志率领一部分干部去孤山地区，成立全西工委，国民党占领我复兴集、周家岗和枣林集后，加之日寇不断从全椒城出发，对我石沛以北进行轮番“扫荡”，王枫同志在及其困难的条件下，带领县委机关、区乡干部大队坚持游击，与敌周旋，为牵制敌人向我藕塘中心根据地进犯，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九四一年底，在皖江地区活动的新四军七师在日伪顽严密封锁下，孤悬于皖江地区，与新四军第二师和军部中间相隔一条一二百华里宽的狭长地带。为了沟通新四军七师、二师和军部的联系，华中局要求路西区党委负责开辟一条从二师到七师的交通线。地委书记黄岩指示全椒县委书记王枫和宣传部长胡克诚（兼任江和全工委书记）亲自完成这项任务。王枫接受任务后，精心选派几名同志化装成农民，从石沛桥出发到大韩村，经过敌伪顽的结合部武家岗、赤镇附近的小罗村渡过滁河，又经和县的杨石巷、石村庙、娘娘庙达含山县的陶厂，再到无为严家桥的七师师部。这条路线经同志们多次往返实地侦察，摸清情况后，向上级作了汇报。经上级批准后，地委要求王枫和胡克诚亲自率领一支少而精的武装，又命令新四军二师四旅侦察队一个加强排完成最后的勘察任务。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七日，王枫、胡克诚与四旅侦察队长约定在大韩村集合，由于四旅加强排途中两次与敌人遭遇，延误了时间，到大韩村已是午夜12点了。当王枫他们到达小罗村滁河边时，东方将要发白，原先在那里接应渡河的船已经撤走，只好借用农民的一只大木盆（圩区挖秧泥用）渡河。木盆干裂漏水，就只好用木勺向盆外舀水。王枫亲自指挥同志们登盆，前几盆都安全渡过。最后一盆有王枫、胡克诚及摆渡农民等共6人，由于负荷过重，盆内渗水过多，木盆不幸翻沉。经同志们奋力抢救，先后有5位同志被救上岸，唯有王枫不会泅水，加之身穿皮茄克，佩带的手枪、子弹过重，沉入水底。同志们虽多次潜水寻找，始终未能找到，这时天已大亮，滁河岸上的敌伪炮楼里的敌人已发现并鸣枪，同志们只得含着悲痛离开了滁河。胡克诚同志继续带着部队于次日到达陶厂完成交通线开辟的任务。路是打通了，而王枫同志却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时年仅二十四岁。第二天夜间，王枫的警卫员在滁河边找到了他的遗体，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将其掩埋在滁河圩堤下，并做了标志。其后，在这条完全经过敌伪顽控制的交通线上，建立了一系列秘密联络点和渡滁河的路线，经常有我游击队活动，保证了交通的安全。这条交通线的建立，使活动在皖江地区的新四军七师与二师、军部取得了密切的联系，保证了通讯联络、物资运输的畅通，以及华中局、七师重要领导人曾山、曾希圣、傅秋涛等往返安全，加强了淮南、皖江抗日根据地的密切联系，为开辟和发展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九五五年，王枫同志当年的警卫员解放后返全，带领全椒县人民政府民政干部，将王枫烈士忠骨捡出，装入棺盒，以隆重的仪式在全椒南屏山笔峰尖下奠立了王枫烈士墓，铭刻了碑文。在墓前建立了王枫烈士纪念亭，供全椒人民永远凭吊。

王枫同志聪明能干，虚心学习，爱好文学和社会科学。他能说、会唱、善演，性情开朗。由于他具有比较扎实的革命理论和思想基础，对事物的观察和分析常用独到之处。他善于利用合法和隐蔽相结合的斗争方式，完成党的任务。他年轻练达，政治成熟早，决断果敢，组织能力强，工作积极负责，有魄力、有办法。王枫同志生活简朴，能吃苦耐劳。为人诚恳朴实，廉洁奉公，平易近人，关心同志。实为我党不可多得的好同志。他的过早牺牲，是革命的一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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